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，欢忻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《传》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。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。将杀人，皋陶曰“杀之”三，尧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，尧曰“不可，鲧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
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呜呼，尽之矣。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，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时其喜怒，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，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康王的時候，他們是多麼地深愛着百姓、深切地替百姓擔憂，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态度來對待天下人。有人做了一件好事，獎賞他之餘，又用歌曲贊美他，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，并勉勵他堅持到底；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處罰他之餘，又哀憐同情他，希望他抛棄錯誤而開始新生。歡喜和憂傷的感情，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，見于虞、夏、商、周的曆史書籍裡。成王、康王死後，穆王繼承王位，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。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，告誡他使用“祥刑”。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，威嚴卻不憤怒，慈愛而能決斷，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。因此，孔子把這篇《呂刑》選進《尚書》裡。
古書上說，“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該照樣留在應賞之列，為的是推廣恩澤；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罰之列除去，”為的是謹慎地使用刑法。堯當政時，臯陶是掌管刑法的官。要處死一個人，臯陶三次說當殺，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當寬恕。所以天下人都害怕臯陶執法堅決，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。四嶽建議：“鲧可以任用。”堯說“不可！鲧違抗命令，毀謗同族。”過後，他還是說“試用一下吧。”為什麼堯不聽從臯陶處死犯人的主張，卻聽從四嶽任用鲧的建議呢？那麼聖人的心意，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了。
《尚書》說：“罪行輕重有可疑時，甯可從輕處置；功勞大小有疑處，甯可從重獎賞。與其錯殺無辜的人，甯可犯執法失誤的過失。”唉！這句話完全表現出忠厚之意。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，賞就過于仁慈了；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，罰就超出義法了。過于仁慈，還不失為一個君子；超出義法，就流為殘忍了。所以，仁慈可以超過，義法是不可超過的。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，刑罰不用刀鋸。用爵位、俸祿行賞，隻對能得到爵位、俸祿的人起作用，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。用刀鋸作刑具，隻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，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。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，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；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，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。所以當賞罰有疑問時，就以仁愛之心對待。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，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，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啊！
《詩經》說：“君子如果高興納谏，禍亂就會快速止息；君子如果怒斥讒言，禍亂也會快速止息。”君子止息禍亂，難道有異術嗎？他不過是适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，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。《春秋》的大義是，立法貴嚴，責人貴寬。根據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，這也是忠厚之至啊！
⑴籲俞：籲，疑怪聲；俞，應詞也。
⑵歡休：和善也。
⑶慘戚：悲哀也。
⑷呂侯：人名，一作甫侯，周穆王之臣，為司寇。周穆王用其言論作刑法。
⑸祥刑：刑而謂之祥者，即刑期無刑之意，故其祥莫大焉。
⑹賞疑從與：言與賞而疑，則甯可與之。
⑺罰疑從去：言當罰而疑，則甯可去之。
⑻士：獄官也。
⑼四嶽：唐堯之臣，羲和之四子也，分掌四方之諸侯。一說為一人名。
⑽鲧：傳說大禹之父，四兇之一。
⑾方命：逆名也。
⑿圯族：猶言敗類也。
⒀忍人：謂性情狠戾之人也。
⒁祉：猶喜也。
⒂遄：速也。
⒃沮：止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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